勝任力模型的哀傷咨詢培訓體系構建

【摘要】本文旨在探索基于勝任力模型構建的哀傷咨詢培訓的效果。方法：通過網絡形式面向社會招募心理咨詢師，達到入組標準的咨詢師接受8次包含提升個人勝任力、知識與技能概念化、評估技能、哀傷治療技能和專業技能的哀傷培訓。在培訓前后咨詢師分別填寫哀傷咨詢勝任力問卷，共120人有效完成了兩次問卷。結果：1.咨詢師以往的哀傷培訓經驗能夠顯著預測哀傷咨詢勝任力；2.培訓后，咨詢師整體和各維度的哀傷咨詢勝任力較培訓前均有顯著提升。結論：基于勝任力的哀傷咨詢培訓體系能夠有效幫助各個流派的咨詢師做好處理來訪者哀傷議題的準備。

【關鍵詞】哀傷咨詢；培訓；勝任力模型

哀傷是失去重要他人時人們自然產生的情感反應，表現為強烈地渴望和懷念逝者，并伴隨憤怒、痛苦等情緒反應，反芻、自責等認知反應，社交退縮、哭泣等行為反應，失眠、身體疲勞等身體反應[1]。盡管大多數人在一段時間后可以適應喪親，但仍有一部分人渴望、情緒痛苦等表現強度過高以及持續時間很長，進而發展為延長哀傷障礙[2，3]。延長哀傷障礙在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的修訂版中被列為獨立的心理障礙，能夠識別這一部分人群并進行針對性的干預是心理工作者亟需解決的問題[3，4]。如果缺少專業的哀傷輔導和治療，延長哀傷障礙高風險人群可能難以適應喪親后的生活，甚至會出現日常生活和社會功能受損[5]。哀傷咨詢格外需要咨詢師的培訓經驗，而缺乏針對哀傷的專業培訓可能會導致干預對喪親群體產生一定的實際的或潛在的不良影響。例如對來訪者的問題認識不清，采用了不合適的干預方案等[6-8]。文化相關的背景因素影響著對哀傷的理解和表達。中國文化認同“節哀順變”的觀念，喪親者也較少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而西方文化更鼓勵哀傷情感的表達[9]。國內對哀傷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晚，缺少專業的哀傷咨詢師和系統的哀傷干預培訓。國外已有的哀傷干預方案和培訓方案在中國文化下的適用性仍需進一步驗證?；诒就廖幕到y科學地建構哀傷咨詢師的培訓體系，既是哀傷干預能夠科學有效開展的基礎，也是今后本土化哀傷咨詢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隨著國內咨詢師系統培訓體系逐漸完善，有研究者對培訓構建和培訓效果進行了實證研究[10]。林紅、錢英等人發現在完成中德系統式家庭治療督導培訓后，咨詢師自我感知的勝任力有顯著的提高，訪談等質性材料也驗證了系統培訓給咨詢師帶來的變化[11]。但研究關注的是一般性的培訓，具體到喪親和哀傷領域，需要更多針對性的知識和技能學習。從循證的角度，研究者認為咨詢師的勝任力往往是培訓效果評估的主要判斷標準[12，13]。有研究者提出心理學家的三維能力模型，包括知識、技能和態度三大領域。這一模型為職業心理學培訓提供了概念框架，也在臨床心理學家和心理咨詢師的培養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14]。在創傷干預領域，有研究者基于三維能力模型提出了參與干預的咨詢師、社會工作者應具備的五大核心能力，也以此為中心建立了完善的創傷干預培訓體系[15]?；趧偃瘟Y構構建的培訓體系，符合循證的思路和框架，理論指導更充分，也有相應評估培訓效果的指標。Charkow在2001年提出了哀傷咨詢的勝任力模型，包含五個維度，分別為個人勝任力(personalcom?petence)、概念化知識和技能(conceptualskillsandknowledge)、評估技能(assessmentskills)、哀傷治療技能(treatmentskills)、專業技能(professionalskills)[16]。個人勝任力指咨詢師與哀傷相關的自我關照及自我意識，以及對死亡的態度和信念。概念化知識與技能關注咨詢師區分來訪者正常和病理性哀傷、將咨詢理論應用于哀傷咨詢等方面的能力。評估技能指咨詢師自殺風險評估、喪失議題確定、合適治療方案選擇等方面的能力。治療技能包含咨詢師進行不同形式的哀傷咨詢，提供與哀傷相關的心理教育等方面。專業技能考察咨詢師閱讀和應用哀傷文獻及開展與哀傷相關活動等方面的能力。研究者開發了對應的自評量表測量咨詢師自我感知的哀傷咨詢勝任力[16]。研究發現咨詢師之前的哀傷相關培訓經歷顯著預測哀傷咨詢勝任力且能夠解釋18%—71%的變異，也間接驗證了以勝任力模型為理論基礎構建培訓體系的可行性[16，17]。綜合以往研究，本研究將以哀傷咨詢勝任力模型為基礎，設計初步的哀傷咨詢培訓方案，并使用自評的勝任力問卷在培訓開始前后進行測量，以探討培訓對哀傷咨詢勝任力的效果。

1對象和方法

1.1對象與研究流程

本研究數據來自于疫情專項課題“新冠疫情期間的親者心理援助”項目，研究獲得了研究對象的知情同意，并通過了學校倫理委員會審批和中國臨床研究注冊的倫理審查[18]。研究通過網絡形式面向社會招募心理咨詢師，為達到入組標準的咨詢師提供8次專業的哀傷培訓。共519名咨詢師報名參加，在經過資質審核后，191名咨詢師進入到系列培訓中。入組標準如下：①500小時及以上的咨詢時數；②16小時及以上的倫理學習時數；③個體督導30小時及以上以及團體督導80小時及以上；④承諾全程參與培訓；⑤半年內未經歷重要他人的喪失。系列培訓在2020年3月28日—4月25日期間開展。首次培訓前，邀請參與培訓的咨詢師填寫個人基本信息表、哀傷咨詢經驗與培訓量表、哀傷理論熟悉程度量表、死亡咨詢能力調查、知識技能自信自評量表。最后一次培訓結束后，再次邀請咨詢師填寫死亡咨詢能力調查和知識技能自信自評量表。其中133人完成了前測問卷，151人完成了后測問卷。共121人前后測問卷均有填寫。刪除缺失比例大于20%的個案(n=1)后，共120份有效問卷納入分析。其中男性咨詢師21人，女性咨詢師99人，平均年齡為40.64±8.81歲。33人為本科或大專學歷，73人為碩士學歷，14人為博士學歷。參與者中83人(69.2%)專業背景為心理學，從事心理咨詢工作的年限平均為14.83±12.00年。

1.2工具

1.2.1人口學信息研究收集的咨詢師人口學信息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專業、從事心理咨詢工作年限。

1.2.2死亡咨詢能力調查(DeathCounselingSurvey,DCS)[16]使用Charkow等人編制的DCS測量咨詢師自我感知的哀傷相關的心理咨詢勝任力。量表共58道題，分為5個維度，每個條目5點量表計分，1—5表示完全不符合—完全符合。分數越高，個體哀傷咨詢的勝任力水平越高。其中，個人勝任力分量表共11個條目，知識與技能概念化分量表共9個條目，評估技能分量表共9個條目，治療技術分量表共22個條目，專業技能量表共7個條目。培訓前測中五個分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80，0.88，0.80，0.93，0.80，總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6。培訓后測中五個分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83，0.88，0.82，0.93，0.80，總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7。

1.2.3哀傷咨詢經驗與培訓量表(GriefCounselingExperienceandTrainingSurvey,GCETS)[19]使用Ober等人改編的問卷，用于評估咨詢師在哀傷咨詢領域的實踐經驗和以往的培訓背景，主要包含咨詢師臨床訓練、督導、個案經驗和哀傷咨詢的正規培訓等方面。GCETS共12題，使用五點量表評分，1—5表示完全不符合—完全符合。本研究中，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8。此外，咨詢師還需要對常見的哀傷理論的熟悉程度進行自我報告評分，1—4表示完全不熟悉—非常熟悉。列舉出的哀傷理論包括：哀傷階段理論、哀傷任務理論、哀傷雙程模型理論、哀傷意義建構理論、持續性聯結理論、哀傷依戀理論和認知依戀模型。1.2.4知識、技能、自信自評[17]問卷選自Imhoff的研究，3道題測量參與培訓的咨詢師在培訓前后自評的對哀傷咨詢知識的理解、哀傷咨詢技巧的掌握和整體咨詢勝任力情況。評分范圍為0—10分，分數越高表示該方面的自我評價越好。問卷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3。

1.3培訓流程

以哀傷咨詢勝任力模型為架構，兩位哀傷領域的專家及專注哀傷研究的五名臨床心理學研究生，討論設計了八次連續的系統培訓的主題和內容，并結合現實條件邀請了國內外共6位有豐富哀傷研究和臨床實踐經驗的培訓專家進行哀傷培訓。最終的培訓主題涵蓋哀傷基礎知識、哀傷干預技術、各種形式或流派下的哀傷干預、哀傷評估、哀傷咨詢的倫理議題等方面。具體見表1。培訓于2020年3月28日—2020年4月25日開展，采用網絡遠程授課的形式，包含課堂講解和互動提問兩個部分。每節課2—3小時，累計培訓時長達到20小時。

1.4數據分析

使用SPSS26.0進行數據分析，刪除缺失比例大于20%的個案(n=1)，所有變量的缺失率均小于2%，采用均值插補的方法對缺失值進行插補。首先對基本信息中的分類變量虛擬編碼。然后使用獨立樣本t檢驗、方差分析和相關分析探究咨詢師性別、學歷等基本信息與哀傷咨詢勝任力的關系，并進一步建立分層線性回歸模型，探究咨詢師個人基本情況、理論知識、培訓背景對哀傷咨詢勝任力的影響。最后使用配對樣本t檢驗比較培訓前后咨詢師哀傷咨詢勝任力和知識技能自信評分的差異，并將后測分數減前測分數的數值作為培訓效果的指標。使用t檢驗、方差分析等方法探究咨詢師個人基本信息與培訓效果之間的關系。

2結果

2.1影響哀傷咨詢勝任力的因素

獨立樣本t檢驗和方差分析的結果發現，不同性別、不同學歷、工作年限是否長于15年、是否為心理學專業背景、不同咨詢流派的咨詢師在培訓前的哀傷咨詢勝任力自評分數上均不存在顯著差異。年齡與哀傷咨詢勝任力的得分也不存在顯著的相關(r=0.06,P=0.50)。對哀傷理論的總體熟悉程度(r1=0.57,P1<0.001)、哀傷相關的培訓背景(r2=0.65,P2<0.001)均與哀傷咨詢勝任力分數呈顯著的正相關。分層線性回歸的結果表明（表2），咨詢師的個人基本情況(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咨詢流派)均不能顯著預測哀傷咨詢勝任力。對哀傷理論的總體熟悉程度(β1=0.27,P1=0.003)和哀傷相關的培訓背景(β2=0.46,P2<0.001)均可以顯著預測哀傷咨詢勝任力，并能夠解釋其中41.2%的變異。

2.2培訓效果

經過培訓后，咨詢師自評的整體哀傷咨詢勝任力及具體勝任力的五個維度得分均顯著高于培訓前。效應量的結果表明，培訓對咨詢師概念化技能和知識、治療技能、專業技能的提升效果更好(Co?hen’sd>0.8)。培訓后咨詢師知識、技能、自信自評得分和對哀傷理論知識的掌握程度也顯著高于培訓前。見表3。獨立樣本t檢驗和方差分析結果表明，不同性別、學歷背景、工作年限的咨詢師培訓前后的變化不存在顯著差異。相關分析的結果也發現年齡與咨詢勝任力變化值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r=-0.05,P=0.58)。3討論本研究以哀傷咨詢勝任力模型為理論基礎，設計了針對哀傷咨詢的系列培訓。培訓前，咨詢師個人勝任力得分最高，概念化知識和技能得分最低。個人勝任力包含自我照料、靈性認識、表達個人哀傷等方面的能力。咨詢師傾向于認為自己在自我意識和自我照料方面做好了與來訪者一同面對哀傷的準備。而當提及哀傷理論、哀傷應對方式的識別、對喪親者哀傷適應過程的理解等方面時，咨詢師則認為自己的準備并不充分[16，19]在對咨詢師進行嚴格的資質篩選，保證基本咨詢勝任力的前提下，本研究發現哀傷咨詢勝任力更多受到哀傷相關培訓背景的影響，這一研究結果也與前人研究一致[19，24，25]。接受更多哀傷咨詢相關訓練的咨詢師在面對哀傷議題的處理時會有更充分的準備，也更傾向于相信自己的能力得到了提升[26]。本研究根據哀傷咨詢的勝任力模型設計了八次針對哀傷咨詢部分的專項培訓。培訓后，咨詢師哀傷咨詢勝任力的自評分數在總體上和各維度上均得到了顯著提升，且這種變化不受專業背景、工作年限等因素的影響。其中，個人勝任力和專業勝任力有中等效應的變化，概念化知識和技能、評估技能、哀傷治療技能均達到了高效應的變化，表明培訓對哀傷咨詢具體知識和技能的提升更為明顯。此外，基于勝任力的培訓體系有效地大幅度提高了咨詢師對哀傷知識、哀傷咨詢技能的掌握和進行哀傷咨詢的信心。從培訓課程設置來看，本次系列基礎培訓更側重知識和理論層面，大量的課時主要針對概念化知識和技能以及哀傷治療技能模塊。有研究者認為咨詢師在進行哀傷咨詢前，需要進行評估技能課程的培訓，以幫助咨詢師識別來訪者延長哀傷障礙的風險、判斷哀傷是否是其主要問題[26]。在本研究的培訓體系中，評估課程雖然課時較少，但培訓提升效果明顯，說明評估技能可以在短期內獲得訓練和提高。哀傷治療技能除了理論知識的學習外，還需要大量實踐經驗的積累。而個人勝任力關注咨詢師處理個人哀傷議題的自我覺察和生死哲學，在短期內較難通過培訓獲得提高，可能更需要長期的個人成長。本研究基于勝任力模型，嘗試性地開發了國內系統化和結構化的哀傷咨詢培訓。該培訓方案經初步驗證，可以顯著提升咨詢師的哀傷咨詢勝任力。課程難度設置合理，適合不同學歷背景、不同咨詢流派咨詢師的學習，初步彌補了我國缺少系統的哀傷干預培訓和缺少專業的哀傷咨詢師的不足，也為未來的培訓和干預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實踐經驗和方向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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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鄒欣妍 申新蘭 徐鑫 唐任之慧 焦克媛 錢文麗 王建平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系